【集合】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

2024年06月29日乐鱼下载

　　摘要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富于效率的。然而，对古代长久存在的连坐和保甲等制度，学界普遍持批评态度。本文应用现代激励理论，对这些制度蕴含的激励原理和连带责任及其施行的不断改进作了剖析。在早期家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连坐和保甲制度属于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方式。在政府的前提下，连带责任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化的信息，对维护家的大一统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这些制度的边界作用以及对历史上相关制度的影响，并对现代法的显性和隐性连带责任作了探讨。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自然地，法律制度应该随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　连坐　保甲　信息　连带责任　法律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人应当就其自身所犯的过错，在其理性能够预期或者应当预期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罪责自负，它是现代法上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现代法律强调这种个人责任，但为他人行为负责的连带责任仍大量存在。2001年的南京冠生园事件，由于南京冠生园的伪劣月饼导致市场对几乎所有月饼厂家实施连带性惩罚。一些学者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品牌株连。这是市场自发实施的连带责任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不仅仅是在企业成员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合伙人之间邻里之间同行为人之间，都存在着基于法律规则和社会规范的连带责任1。

　　连带责任虽非独有，但可能是有史以的各个家，连带责任实施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严厉对这一工具的依赖性最强的家。身份制度家族主义和集体性责任，是古代家一体制度的主要特点。剑桥史认为古代法律的两大特征是等级化的身份社会和集体责任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2。古代的连带责任是发达的，其原因在于它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一是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集体性惩罚，这主要表现在连坐制度上；另一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公权力组织方式，即保甲制度。两者同样存在着交叉和融合宗法宗族制下的聚居。连带责任的再一个表现形式，则是在公权力领域，如举荐科举等，同样采用连坐制。连带责任的广泛存在，强化了宗法宗族制度，是古代家同构的核心治理方式。

　　连带责任，本是一种集体性互助组织制度，和早期社会的井田制紧密联系3。社区互助组织和井田制是由公提出的，但作为一种法律化激励方式的连带责任，是最先由管子推行的。春秋时代齐实施的什伍之制，是保甲制度的最早起源4。管子在齐的改革，主要是编户齐民，是对居民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公化的开始。从商鞅时代的秦开始，正式确立了刑事上的连坐制度。连坐，又称为缘坐株连族诛，其存在着些许差异，但都是连带刑事责任的表现5。历代学者一般都认为，首次将连坐制度化的是商鞅6。从商鞅开始，连带责任上升为一种集体性惩罚，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和官员之间负有相互纠举告奸的责任。汉朝继承秦制，以后代代沿袭。南北朝时代扩展到举荐，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7。唐代被称为刑律的黄金时期，仅仅只有十恶的几项罪名适用连坐。但是，什伍制度继续延伸到了赋税领域，如果民户逃亡，所抛弃的土地由邻保代为耕种，拖欠的租税由邻保代纳8。宋代则正式确立了保甲制度。此后，这一制度的范围不断扩大，连带责任的范畴越越广。

　　不难看出，连坐保甲成了古代法律最为强有力的激励方式。自秦朝至清朝，历经各朝各代，连带责任连坐和保甲演化为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究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魏源语9的重要工具，成为古代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得力措施10。

　　然而，现代的法学家尤其是刑法学家提到连坐等制度时，总是将其与落后野蛮愚昧反人道等词联系起11。一味说古代的法律是残暴落后的，是不容于现代社会的，这似乎过于牵强。20世纪初期的清末法律现代化，取消了残酷的死刑耻辱刑，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连带责任12。到了民时期，保甲制度不但没有消亡，反具活跃的生命力13。

　　现代的冠生园事件，古代长久的连坐和保甲制度表明连带责任的幽灵，一直飘荡在大地。连带责任在古代法和现代法的顽强生命力，是由什么所决定的呢？

　　二作为激励机制的连带责任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总是在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法律通过三个渠道作用于个人行为一是设定个人行为的规则约束条件，二是改变人的偏好效用函数，三是协调人们的预期，进而协调均衡结果14。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则，必须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也就是说，法律的可实施性必须以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法律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行为。比如说，当一项法律规定对行为X实施惩罚时，而且仅当在该法律下X不构成个人的最优选择时，这项法律才是有效的。如果在该法律下选择X仍然是个人的最优行动，这项法律就是无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法律理解为一种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15。作为激励制度的法律，必须构成一个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给定其他人包括执法者遵守法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尤其是在历史长期存在的法律规则，作为人类行为的博弈结果，必然是符合纳什均衡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此的表述则是庞德的正义观念和亨廷顿的制度职能适应性16。

　　正是在激励的意义上，我们说法律制度可以作为有秩序地变化和社会工程的工具17。法律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必须形成对民众的有效激励。刑罚作为一种激励，将违反规则的行为和惩罚相对应，构成了民众的利害之所在，惩罚的范围轻重可以形成对违法行为的效用，生影响。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也直接影响着守法的程度。

　　作为激励工具的法律，核心在于合法性和服从两者之间18。古代的治，是由儒家的教化和天理完成合法性的构建，而采用严厉的刑罚要求居民的顺从，胜法之，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19。我们可以说，连带责任之所以长期存在，是符合法律的激励机制原理的，也是符合法律的制裁理论的。决定连带责任的，正是信息惩罚和行为的特性。由参与者的特性，以及信息能力惩罚以及制裁技术和行为决定了连带责任在传统社会的长期存在，它构成一个纳什均衡。

　　信息获取的途径构成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差别。初民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自然的规律对魔力和巫术的信仰几乎在所有的初民社会都存在，缺乏书写方法以至于无法记录，缺乏现代通讯技术缺乏这些意味着和当代社会相比原始社会获得信息的成本更高20。获得传递信息能力低下，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尽管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秦帝以及后续的皇朝都努力构建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等制度，降低了信息的传递成本，但监督人民和动员其服从家的指挥，从事公领域的活动，则显然需要有效的特定的激励方式。井田制封建制郡县制等显然也是家实现公领域的主要治理方式。

　　作为家而言，其目标包括政治支持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方面21。但显然，禁止叛乱征收公赋税公建设和军事动员，都依赖于对居民的管理和监督能力，而后者又依赖于政府获得信息的能力。许多现代文明社会是通过增加警察官员的数量完成监督和动员的，但在历史上，历代历朝的官僚都不多，这是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的。政府官员在汉朝唐朝都维持在10多万名，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宋朝以后，进一步锐减到3万人以下。在明代后期也不会超过8万人。如此数量之少的官僚，再考虑到古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的庞大地域，政府是如何进行统治的？

　　我们认为，以保甲和连坐为重要内容的连带责任，是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家的有效手段。管仲和商鞅所推行的连带责任，将居民亲属之间的连带责任正式加以确立，依据地域划分管辖权编户齐民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家管理制度逐步出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刑事连带，解决了政府的信息收集，进而解决反叛的预防等统治问题。连带责任的效果被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官员的举荐。由于对被举荐者的真实情况难以了解，举荐人和政府之间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在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实行连带责任，就成了大多数朝代均实行的制度。

　　官员和军伍连坐亲属之间的连坐和邻里连坐，毫无疑问都是基于制裁理论而推行的，信息分配的不对称加大惩罚改变违法者的效用以及行为的特性决定了连带责任的边界。基于激励目标和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古代的连带责任分为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和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

　　三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

　　信息是个人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23。在一个社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被一部分人群以相对低的信息成本观察到，而其他人群观察该行为的成本较高，那么，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行使监督的权力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进一步，如果制度规定具有信息优势的人群同时必须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风险，这部分人群也就获得了监督他人的激励和名义权利24。就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保甲制度可以说是古代最为典型的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

　　早期社会的技术特点决定了人口的流动远远弱于现代社会，整个社会被分割成若干个相对孤立的村庄。尽管村庄之间信息流动很少，但村庄内，居民比邻而居，朝夕相见，信息的传递采用了gossip的形式速度较快，信息的享程度很高，对价值观念的识很高25。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对称，内部相互之间的沟通多，时间长，距离短，而外者很难得到信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

　　公权力的行使，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实现。如果要对聚居的村社居民加以激励，那么就需要获得村社居民行为的信息。一种方式是现代模式，信息的获得依赖于独立的公力量，那么势必需要一定比例的警察和官员；而传统则是采用了保甲制度。政府获得信息的能力不足，而亲属和邻里之间的信息获得较为容易，因而通过保甲制度充分利用民间的信息资源，这是政府的一个理性选择。

　　事实上，保甲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利用村民内部的信息优势，同时也有很强的设计性，其设计的目的是对收集信息的劳动进行分工，从而实现监督的专业化，如同现代企业内部的科层制度一样。商鞅变法，首先通过什伍制度将人们分为法定的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次，采用收司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26。

　　商鞅设计的制度，将奖惩与信息紧密地结合起。这一制度的要点在于1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2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3获得违法信息告发受到奖励，隐匿受到处罚；4群体的一人违法，集体承担责任。前两点决定了民众应当关心和监督的范围，是责任承担的基础，否则，民众去关心和获得信息是漫无边界的，要求远距离居住的居民之间互相告发，显然是不可能的。后两点，则是激励手段如果不对告发或者隐匿信息的人加以奖惩，就不会生告发的激励；同样，如果不采用集体性惩罚，而仅仅是处罚知道信息的人，在事前其他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关心收集和获得信息。

　　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的保甲制度，在2千年的发展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和变化。政府对保甲制度的逐步改进，是符合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激励原理的。这也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的过程。

　　保甲制度的前提是村社居民的集居住。一个村子的人集居住在一起，并且常常是几个家族聚居，这种特点是的农村和西方农村居住模式的不同所在27。尽管在众多朝代，土地制度公权力的行使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但村社的集居住居民的流动性互助组织发达等特点却保留下。乡村社会的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信息流通的特点，导致乡土社会的对外界的封闭性内部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享性。这种信息的高度内部享特性，是保甲制度成立的前提，否则，相互负责的群体内部就不可能监督。可以说，村社聚居决定了信息传递和分步的模式，进一步决定了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的实施方式。

　　然而，村社并不是天然的责任范围。如果要求村民相互之间进行监督，那么必须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划分责任群体。保甲制度的有效性要求保甲的划分不能过大，否则信息的获得甄别和流通就会由于人数的上升而生困难，保甲内居民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激励的失灵。所以，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是采用十进制的。尽管十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规模，但很可能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规模。在保甲制下，政府只需要观察总量指标，而无需观察个量指标如只需知道哪个地方有叛乱，而无需知道谁在叛乱，使得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不仅政府通过向居民施加义，节约了信息的收集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为了降低指挥民众以及与民众的谈判和协调成本，选任群体内的代理人领导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一代理人，不同的朝代称呼不同，保甲长亭长甲长保长等等，不一而足，但其职责基本上相同一个是报告犯罪情况，一个是公职能的最低一级组织者。他们对赋税的征收公建设劳役的动员稽查盗贼道德教化等均负有责任。如果完不成赋税出现盗贼劳役不能征满等，保甲长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要求，保甲长必须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是为什么保甲长通常要由大户担任的原因。这些特点，都是各朝各代相同的28。

　　被编为一甲内的居民，相互之间负有监督告发检举的义。自汉代开始，即所谓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29，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30。如果仅仅要求负有公职能的保甲长对其所辖居民的违法行为，负有连带责任，那么这种连带责任，仅仅是一种基于职的责任制，只能起到激励保甲长去努力发现居民违法行为的作用，而其他居民则会出现隐瞒信息的情况。因此，向全体居民施加义，集体性惩罚作为激励就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不实施集体性惩罚，仅仅向保甲长施加监视义，换言之，如果家仅仅是出于公权力的需要，向保甲长索取固定比例或数额的赋税徭役，这种承包制也不会起到有效的激励效果。在承包制度下，家固然减轻了责任，但如果保甲长不能完成义，又不实施集体性惩罚，这种激励可能会生两种后果1保甲长成为土豪劣绅，瞒上欺下；2保甲长的管理破，进而导致流民。明朝的粮长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1。

　　仅仅强调集体性惩罚是不够的，它也不能过重，否则反而会导致集体隐瞒信息，或者主动性地加入反叛团队。历代的暴动，除了流民之外，往往会出现整个地区性参与的大规模叛乱，这和集体性惩罚的严厉程度是相关的。在集体性激励不当，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陈胜吴广起义32，这可以看作是过度激励带的结果。

　　采用集体性激励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决定了其他方面的政策实施。这主要是因为保甲制度也依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包括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和经济政策。如果不能对居民通过户口制度加以控制，那么连带责任是难以实施的。古代的户口制度，最早起源于三代，村社制度管仲所推行的什伍制度和商鞅变法，可以看作是户口制度的开始，汉朝称为编户齐民33。户口制度，既是秦朝统一之后，能够实行郡县制的基础，又是保甲制度的前提条件。保甲制度要求成员身份的固定性，和村社制度相结合，必然会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要求，这是理解古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线索。这决定了2千年的重农政策始终占有主导性地位，并且历朝历代都在压制土地兼并。如果不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仅凭借着有限的军队和官员，对居民的有效控制，不是连带责任单独能够完成的。正如用庙约束和尚的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转换为股权成为一种对信誉的抵押一样，土地制度和压制商业相结合，也是保甲制度实施的条件。孔飞力指出，晚期帝存在着两种模式同心圆模式的正统模式即以自身为心的伦理圈和流动商贩的异端模式34。流动性大的人口之所以被视为异端，正在于其超出了政府的正统治理模式。这2千年期间，无论皇朝如何变化，重农主义政策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商业始终受到歧视，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玉财帛，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思想，而是和皇朝的治理方式紧密相关的，商业性的流动人口会造成政府控制力的下降，这是治理方式所带的路径依赖。

　　保甲制度是理解古代政权组织方式的根本所在，它以株连的方式，强制地在老百姓之间实施横向的水监视，从而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将涣散而无系统的民众，以一定的数字与方式，精密组织之，使成为有系统之政体。

　　这进一步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在官僚很少的情况下，克服了由于疆域政府规模官员数量行为特性所带的信息成本问题，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历史上的其他帝，包括蒙古帝阿拉伯帝波斯帝罗马帝相比，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正是依赖着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连同官僚体制君权和相权的互相制约等治理结构维持着一统。这种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的治理方式，精巧地和政府大疆域多人口农耕文明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其间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的要害，正在于信息成本。

　　四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

　　法律作为一种激励，应当提高获得个体信息的能力。获得个体信息的一种困难是行为后果具有团队生特征。在经济学上，团队生指的是观察到的出结果是多个人的行为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每个人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程度边际出与他人的行为有关。比如说，企业的利润与企业内所有人的努力有关；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由双方如机动车方和行人方甚至多方的谨慎程度决定。在团队生的情况下，仅仅观察到结果并不能提供有关个体行为的信息。如果个体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团队成员就可能会偷懒，由个体最优选择决定的纳什均衡就是帕累托无效的。在生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这篇经典论文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在团队引入一个监督者，并让这个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即对团队的结果承担最终的责任。他们依此解释资本主义企业，将其理解为专门收集整理和出售信息的制度 35。赫穆斯特姆在团队的道德风险指出36，对团队成员的激励，不一定需要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监督实现，通过外面的委托人根据观察到的出对团队成员实施集体性激励惩罚，可以节约信息成本，同时实现帕累托最优。比如说，假定a是帕累托最优的努力向量，ya是帕累托最优努力下的团队出，只有在实际出大于或等于ya时，每个成员才能分享ya，否则，全体成员受到惩罚如只能得到0收入，a就可以作为一个纳什均衡出现，即使没有对个体行为的监督。

　　我们把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式的监督者责任和赫穆斯特姆式的集体惩罚通称为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以区别与前面所讲的基于个体行为信息的连带责任，尽管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在二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37。

　　基于行为的连带在历史上是非常发达的。古代的职连带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如果一个单位没有履行职责，那么负有职责的人对失职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因事连坐。比如宋代对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也采用连带责任38。至于历代历朝对监察官员知而不举的连带责任，则属于经常之制度39。这并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形成的。但如果职责是管理人的，那么会生因人连坐和因职责连坐的重合。

　　职连带责任的典型例子是魏晋时期确立的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的规定。监临是指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员，部主则是指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见知故纵是指知道他人犯法不举报，与犯罪的人同罪。如果发现下级官员存在过失而不弹劾，应当以赎论，要么官职降级，要么罚款。如果对过失或者犯罪不知情，就可以免除连带责任40。这一改革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很高评价，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出现了免坐的规定。

　　这一改革是张汤和赵禹提出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首次采用了知与不知的客观性标准。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信息和连带责任之间的关系41。判断标准确定以后，余下的就是哪些人负有察举的义，或者说是应当还是不应当知道。负有这种义的人的范围大，就构成了历朝的宽简的刑事政策变化边界。第二则是制裁降低了，允许赎。这是官员连带责任和保甲族诛的不同。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科举考试制度实行连带责任。这包括考官和考生两个方面。考官方面，考官不当，则举主连坐42。考生方面，为防止伪造身份籍贯，骗取考试资格，杜绝舞弊行为发生，采用认保和连坐之法。考生所持证件需由地方官出具证明，还要本县廪生和同考生作保。一经查实考生有冒籍冒名等顶冒行为，保人考生等均被治罪。后逐渐在证件上填上考生像貌特征，甚至连留有胡须与否都要作记43。

　　前节分析的保甲和下节将要分析的株连，都和地域血缘等联系在一起，责任的范围是事前确定的。与之相比，职连带更类似现代组织的责任制度，与行为人在组织的功能和职有关。行为人实行某种行为，比如举荐，举荐人应当知道和了解被举荐人的信息，从而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连带责任更多地是用荐举的责任担保被荐举人。

　　这种担保作用在历史进一步被制度化。由于对于被举荐者的真实情况难以了解，被举荐人举荐人和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为了使举荐人有积极性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不徇私舞弊，大多数朝代均对官员的举荐采用连坐的制度。唐代实行举主连坐44，五代沿用45，宋代广泛使用这一责任，保证官员的举荐质量。凡是被推荐官员，要在任命书上署具推荐人的名字，如果后发现情况不符，则被推荐人和推荐人要连坐46。金朝则同样实行这一制度，而且更加明确如果三年内发现贪赃枉法的，则原的官员应当被撤职，如果推荐人不能被撤职，则应被降职为县令47。明代更是广泛用于对官员的举荐控制，诏外官举贤才，严举主连坐法48；清朝在汉族人范文程和宁完我的建议下，也很快实行了这一制度49。

　　基于行为的连带，需要考虑行为的可验证性和可观测性，同时需要考虑事前和事后的行为变化。在官员的举荐，这两个问题制约着追究推荐人的责任。第一，品德常常有明确的下限，比如不贪污不受贿，但能力则很难判断，故举荐人提供的信息，品德方面的容易衡量，但被荐举人的能力不足，则很难追究荐举人。宋朝的时候，法律要求在官员的委任状上署具举荐人的名字，如果他日不如举状，则连坐之，但到了金朝，就明确地规定，被举荐人犯了贪污罪，举荐人才应当承担责任。从担保能力到担保品德，这显然是法律的完善。第二个问题是，被举荐人会生隐蔽行动逆向选择问题。其行为和偏好可能发生变化，在没有做官时候，品德很好，但做了官之后品德发生了变化，这无疑会导致被举荐人被无辜牵连。金朝规定举荐人三年之内承担连带责任，就是一种限制。清朝的做法更为明确。推荐的官员，无论有功还是有过，举荐人都应当同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被荐举的人，砥行于厥初，改节于末路，允许推荐人的随时检举，检举之后免除连带责任50。

　　当然，官员之间的连带责任，也造成了官官相护，上下勾结的官场风气和裙带关系。既然是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隐瞒信息。公元632年，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人，则人竞进矣51，君主由于信息受到限制，只能依赖于下级官员，而连带责任必然会造成这种结果。

　　五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

　　给定信息结构，法律对个人行为的激励是通过惩罚的力度和范围达到的。就个体而言，惩罚越重，威慑力越大。但施加于个体的惩罚总是有边界的，在现代法上，死亡是刑罚的上限，是最强有力的惩罚。如果最残酷的死刑仍然达不到威慑的目的，进一步能做的事情就是扩大处罚的范围，也就是除了行为主体本人外，将处罚也施加于与其有关的其他人，如父母子女亲戚朋友等。这里的逻辑是，这些其他人的福利进入行为主体本人的效用函数，从而让他人为自己受过可以达到累其心不敢犯的目的。当然，随血缘关系由至远，这些人的福利在行为主体本人的效用函数的权数由大逐步变。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即使自己不怕死的人，也可能害怕父母和子女的死。因此，家族连带可以使惩罚起到更大的激励效果。我们把家族连带称为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以区别与基于信息和行为的连带责任，尽管如后面所言，家族连带也可能有基于信息的考虑至少在客观上有监督的功能52。

　　家族连带最典型体现是所谓的夷三族，又称之为族诛。在大多数情况下，连坐指的就是家族之间的刑事连带。显然，家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群体，而家族之间的身份关系，则非常容易界定亲疏。礼作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对不同的亲疏远以自己为心的伦理圈子做了明确的区分。早有许多学者指出，伦本身就是水波的意思，表示与己身亲密程度的远53。古代所谓的五服，都有明确的表示，现代法上称之为亲等关系。

　　和基于信息的连带保甲制度不同，族诛的目的不在于事后获得信息，而在于事前的预防。同样，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违法行为的事后发现；而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制度，侧重点是违法行为的事前预防。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并没有被早期法家认识清楚。商鞅变法，对基于地域的集体性惩罚和基于家族的集体性惩罚没有做出区分。或者说，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将两者等同，从而导致基于信息的连带反而变成负面激励。这种激励上的不相容在陈胜吴广起义表现得非常鲜明。基于信息和基于效用的激励，各自要求不同。这在后世的朝代逐步得到分化，即保甲制度和家族连坐制度。古代帝的统治者对待连带责任的应用，有一个学的过程。这也是连带责任的分化的过程。

　　保甲和连坐的分离，也是和技术能力相关的。在早期社会，居民的活动能力较，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家族比邻而居，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往往是融合的。这时候，亲属和邻里往往是一致的，因此，连坐和保甲并未生分离。编户齐民连坐和保甲等制度，甚至早期的井田制度等是合而为一的。而在帝的后期，人口的居住地域和血缘关系逐步分离，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信息等带了聚居地血缘关系的淡化，这些制度逐步相互分离出。

　　儒家思想强调安定的内敛的等级秩序。古代允许亲亲相隐，这构成了儒家法律的极大特色。然而，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很有趣的一点是亲属相为容隐及干名犯义的法律，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的大罪是不适用的54。家允许家族内的亲亲相隐，和保甲制度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当保甲制度对信息的获取发现和检举能力扩展之后，就可以对家族内的隐瞒罪行做出让步。但严重的犯罪，则通过家族连坐克服超出了死刑的界限之后的犯罪成本限制。连坐，提高了刑罚的上限，从而威慑潜在的犯罪者在犯罪行为面前止步。家和罪犯的这种重复博弈，承诺的可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连坐制度要求惩罚的刚性，即不可赦免55，否则就会降低家的承诺可信度。不仅如此，尽管对年老之人怀孕妇女孩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免刑或者减刑的，但是连坐恰恰不能如此。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允许存留养亲的家会出于残暴而灭人全家，显然，这种杀人必然是考虑到效率原则的，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并且为了保证法令的事前威慑效率，事后必须执行。在大多数朝代，都是父母妻子同无少长皆弃市。由此，连坐的惩罚刚性特点，给人一种残暴的印象56。

　　连坐制度的惩罚力度，给家族内的人施加了一种责任。这是株连的监督功能，与基于信息的保甲制和基于行为的责任制的类似之处。这一制度，加上民事领域的礼治秩序长老统治，为个人受到家族其他成员的约束，提供了明确的法理舆论和社会规范的支持。在这种制度下，个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其他人的监视管理干预监督之下，缺乏个体性的隐私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越到王朝的后期，对保甲和连坐的依赖性越强，因此，也就导致个人的生活更为沉重。

　　家族连坐，由于推定人们不去举发告奸，就构成有罪，这构成了惩罚的法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内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沉重。正如马端临所指出的，秦人什伍之兵与成一也，然之法则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为仁厚之君子。秦之时，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以相率为苛刻之人57。为了避免过重的家制裁，家族内部往往存在着内部处分，从而达到排斥家司法控制的结果。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家族内的族规往往存在罪刑处罚的规定，并且如果触犯了宗法伦理关系，比如乱伦淫狎等，宗族法的处理比家规定要重；如果触犯了家刑法，比如盗窃盗贼，宗族法的处理要轻于家法58。

　　由于法律制度允许父亲告儿子忤逆，不孝，后世就出现了虚假的责任分离制度。比如水浒传的宋江，开始就由宋太公去官府告宋江不孝谁都知道宋江是个孝子，以免以后惹上麻烦连累家人。许多华人世界的登报宣布脱离父子关系，以及文革的划清界限等，都是在家庭或者家族的集体性惩罚下的一种博弈。

　　六结束语信息与连带责任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古代，连带责任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至少从家控制的目的而言是如此。正是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实施的连带责任，和其他体制一起相互配合，维持着帝的一统。人与人之间连带责任的大规模推行，在地方一级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交通落后等制约因素，起到了维持政权的重要作用。

　　当然，连带责任也对历史的发展带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连坐和保甲制度，保证了政府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但是这种治理模式，是静态的，和人的身份地域紧密联系的。保甲制度的发达，要求将人们固定在一定的地域上，对人的身份限制，法治和礼治的低层次分工，不可能出现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就在朱熹王阳明吕大防这些理学大师们提倡互助互保，提倡乡约制度维护保甲的同时59，在欧洲，但丁已经发出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60的口号。这为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难以在出现提供了一个线索。

　　在现代社会，生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流动的成本大为降低，传统的保甲制度自然不能满足效率的要求，家族株连也有悖人道主义原则，应该废除。但法律作为治理结构对信息的依赖，意味着我们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基于个人责任的社会，这是连带责任在现代法律仍然大量存在主要原因。

　　与传统连带责任不同的是，现代法律的连带责任主要不是建立在血缘地域和身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现代企业可以理解为个人之间通过合约形成连带责任的介因为契约不可能完备，企业的所有者必须对企业雇员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员工只对契约的承诺负责，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企业所有者才获得监督员工的动力，从而通过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将责任落实于个人。企业的连带责任大大节约了交易的信息成本，使得个体行为得到更有效的社会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现代的连带责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

　　由于信息的原因，连带责任不仅存在于现代法律，而且广泛存在于组织和个人的信誉机制。如果一个员工欺骗了客户，顾主即使可以逃避法律的责任，也没有办法逃避这种欺骗行为施加于企业的信誉责任。就信誉方面的连带责任而言，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逃脱血缘地缘甚至民族的因素。比如说，某省人不得不对一部分该省奸商承担连带责任；人不得不为少数同胞在俄罗斯的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与传统社会全体家族成员不得不对其个别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承担声誉损失是类似的。这都与身份包含的信息量有关。

　　信誉的连带责任也弥漫于独立的企业法人之间。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品牌株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属于同行企业之间的连带责任。这种同行企业之间的连带责任创造了对行业协会的需求，行业协会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行业规范约束行业内企业的行为，以减少市场对该行业的集体惩罚。另一种情况存在于业的上下游企业之间。比如说，汽车制造商很难逃避对汽车经销商的劣质服承担连带责任，麦当劳逃避不了废油处理厂将麦当劳用过的油再出售给饭馆的连带责任。正是这种连带责任的存在，使得企业之间不得不通过契约关系相互监督，寻求双赢而不是双输的结果。

　　由此看，现代市场经济与其说是用个人责任代替了连带责任，不如说是用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连带责任对个体行为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达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目的。由契约关系规定的连带责任的优越性在于，个体作为自由签约人，在做出决策时要对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因而至少均而言，只有满足效率原则的连带责任才会流行起。许多组织形式的价值正自于其具有的连带责任的功能。比如说，连锁店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同一商号下的商店相互之间承担着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使得每个商店对客户的承诺更为可信，从而使连锁店比独立的经销店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大企业的优势也与连带责任有关。

　　认识到连带责任的信息基础，也意味着，并不是任何连带责任都是有效率的。连带责任的激励效果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连带责任的形式必须随生技术信息成本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连带责任或者基于效用，或者基于信息，或者基于行为，并且要考虑守法的机会成本对合宪性的侵蚀惩罚的界限等。简单地采用连带责任，动不动就要集体负责，显然是错误的。

　　遗憾的是，当代政府常常出于公利益的目的，实施种种隐性的没有效率的连带责任。在期货市场上抓不到捣乱者，就关闭市场，导致一度出现全民只能炒绿豆期货的现象；不能有效管理广告公司咨询公司，就不予审批新的公司；少数煤窑发生事故，就关闭所有煤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多的审批，更多的管制，更多的程序，更严格的规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变种的集体性惩罚。这些任意扩大株连范围的集体处罚之所以没有效率，是因为有关政府部门在做决策的时候，只是为了省事或者基于部门的隧道视野，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而没有考虑市场的信息结构，没有考虑社会的机会成本。所以，尽管这些集体惩罚对相关的政府官员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但对整个社会则是无效率的。

　　现代社会用个人自由和契约关系替代了身份连带责任，身份权退而居其次。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隐性的保甲制度，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基于地域的户籍制度和基于身份的单位制度61。单位制度成了一个融合户籍人事档案等多项职能的新保甲制度。在信息真实性有效性等方面，单位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这明显地看出，由于家缺乏直接通过其公权力的有效组织获得信息，将许多职能信息的获得衡量担保和核实交给了单位。

　　单位制度显然是家行政化的结果。企业本应该是一个基于合约的经济组织，但现行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则将保甲长模式的治理方式延伸到了企业制度之。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他掌握着对外合同签订权，是公司财的最终控制者，其权限和责任渗透到全部经营和非经营性活动他是企业治安保卫工作雇员计划生育工作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申请游行示威的责任者等等62。尽管在财的构成上，企业不同于其他的组织，但在对内的管理义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等同于单位负责人。在涉及到犯罪社会治安等领域，企业领导人更是责无旁贷。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集体性惩罚的滥用，之所以会出现保甲制度的现代翻版，并不是法定代表人制度反映了立法者代替当事人安排公司控管结构的任意性63，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必然性。

　　这种原因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时代，从闻钧天为保甲制度的效率辩护时就已经暴露出了。传统社会处于一个非竞争的环境，政府的控制借助于低成本的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和礼法教化，通过法律的激励，以及低流动性人口下的基于社会规范维持的信任和信用制度，从而维持着社会稳定。自鸦片战争以，尽管规则变变去，但在政府的控制和获得信息的能力并不能真正得到发展时，面临具体的困境就会回到原有的道路上去。当个人的信息不能完全地被观测监督的时候，集体性惩罚就是有效率的，蒋介石政府对保甲制度的恢复，以及现代隐性的连坐，保甲，不过是制度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已。

　　真正的个人责任，必然依赖于一个多层次的，包括法律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惯等一系列的社会规则构成的有效制度，能够解决监控个人的信息问题，同时符合现代的民主宪政精神。一个多世纪以的变法，不过是在制定法的层面上改改去，照搬照抄一些书面上的规则，而忽视具体制度下的行为博弈。这样的变法是非常昂贵的试验，甚至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标签游戏。华帝的2千年统一说明了，制裁教化政权的组织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责任等都是协调一致的，存在着非常合理的分工，而现代则显然不具备这一协调有序的规则体系。

　　作为集体性激励的连坐保甲，和个人通过契约关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构成了古代法制和现代法治的区别所在。而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需要财制度的充分保护政府行为受到约束和整个社会良好的信誉机制等等。只要没有私有权制度，只要政府不能将治理方式按照现代原则组织，不论法律的名称叫做什么，也不管政府裁不裁员，规模有多大，连坐和保甲的幽灵就会和官商结合官官相护裙带主义不守信用的政府一起，在疆域辽阔的大地上徘徊。

　　1 比如，合伙人之间华人民和合伙法第2条半紧密型的联合组织之间经济联合组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1条建筑工程同承包人之间华人民和建筑法第27条同承揽人之间华人民和合同法第267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之间华人民和公司法第28条等等，都广泛存在着基于法律规则的连带责任。

　　2 崔瑞德费正清剑桥秦汉史，杨品泉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章。See also Xin Ren, Tradition of the Law and Law of the Tradition Law, Stat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Greenwood Press, 1997, p. 41.

　　3 礼?地官?司徒第二礼?族师。这是代的村社互助制度的最早记载。进一步，汉的经学大师郑玄指出，族师之职，公所礼制，使民相勅之法。龚自珍认为后世的保甲制度和井田制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参见保甲正名龚自珍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6－97页。

　　4 闻钧天保甲制度，商印书馆，1935年，第80页。

　　5 沈家本对此进行了考证，包括夷三族族缘坐连坐保任等。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一华书局，1985年第71―90页。

　　6 魏书?志第十六?刑法志，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以及汉书?刑法志。沈家本也持有此种观点，见前引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刑法志二。

　　7 魏书?卷一一四?志第二○?释老志。

　　8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不过有学者考证，两汉时候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参见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岳论丛1996年第5期。

　　9 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

　　10 韩秀桃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的实践，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11 参见梁根林二十世纪的刑法学反思与展望，外法学1999年第3期。

　　12 1906年，谕令淩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悉宽免。其刺字等项，亦概行革除。旨下，外称颂焉。参见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刑法志二。

　　13 参见王云骏民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

　　14 张维迎经济学家看法律历史与文化，载张维迎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

　　15 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打印稿，2002年。

　　16 参见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印书馆，1984年，第35页。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214页。

　　17 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18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See Tom R.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170.

　　19 参见商君书?开塞第七；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华书局，1986年，第58页。

　　20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6147.

　　21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4－26页。

　　22 资料源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其官员数据源于翦伯赞论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2页；人口数据源于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页；其宋朝官员数据进行了校正，依据为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华书局，1995年第778～779页；宋朝人口数据校正依据为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6页。

　　23 张维迎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24 See 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pp777795.

　　25 关于社会识舆论和原始社会的信息特点，参见Richard A. Posner, The Ecoonomics of Justice, supra note；关于传统社会的信息传递，以及采用的流言蜚语gossip方式，参见Sally Engle Merry, Rethinking Gossip and Scandal, in Donald Black ed.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 Academic Press, 1984；关于传统社会的信息以及由此生的信任关系，参见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26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

　　27 相关的分析可以参见费孝通乡土三联书店，1985年第35页。

　　28 参见张创新华金辉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韩秀桃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的实践。

　　29 盐铁论?秦。

　　30 续汉书?百官志。

　　31 明史?志五十四?食货二明史?卷七九?志第五五?食货志三?漕运条；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2史记?第十八?陈涉世家。

　　33 参见商君书?境内商君书?去强；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岳论丛1996年第5期。

　　34 孔飞力华帝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35 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pp777795.

　　36 See Bengt Holmstrom, Moral Hazard in Tea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Vol. 13, pp324340.

　　37 如果把保甲组织解释为一个团队，基于信息的连带与基于行为的连带就没有什么区别。下面的例子有助于理解二者的区别。如果两个农民独立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每个人都要对另一个人的土地撂荒负责，这是基于信息的连带。相反，如果两个农民同耕种同一块土地，每个人都必须对量负责，或者一个人行使监督的权力并对生承担最终的风险，这是基于行为的激励。

　　38 宋史?卷一七九?志第一三二?食货志下一?会计。

　　39 参见邱永明封建监察制度运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以下。

　　40 晋书?志第二十?刑法。

　　41 知应当是古代统治者对连带责任的识。在沈家本的刑法改革，他也明确提出，除非是知，否则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刑法志二。

　　42 明史?卷七○?志第四六?选举志二。

　　43 何立高古代科场预防舞弊之措施，贵州文史从刊1994年第5期。

　　44全唐文?卷七十九。

　　45 参见旧五代史?唐书?卷三十八?唐书一十四?明宗纪第四；旧五代史?书卷一一五?书六?世宗纪。

　　46凡被举擢官，于诰命署举主姓名，他日不如举状，则连坐之，参见宋史?卷一六○?志第一一三?选举志六?保任。

　　47 乙亥，敕宫承应人出职后三年内犯赃罪者，元举官连坐，不在去官之限，著为令，金史?卷一○?本纪第一○?章宗纪二。

　　48 明史?卷八?本纪第八?仁宗；明史?卷一五?本纪第一五?孝宗；明史?卷二三?本纪第二三?庄烈帝一；明史?卷七○?志第四六?选举志二；明史?卷七一?志第四七?选举志三。

　　49 清史稿?卷二?本纪第二?太宗本纪一；清史稿?卷四?本纪第四?世祖本纪一；清史稿?卷二三七?列传第二四?洪承畴传。